：该文内容主要引用自相关科研报告（详见文末资料来源），仅作信息分享使用，并不完全代表WWF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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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在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下，部分虎分布国的老虎数量明显回升，野生虎在分布区出现频次与分布范围也在增长，虎和人类的活动区域的边界变得愈发模糊不清，人虎冲突风险不断升高[1]。这是目前绝大多数野生虎分布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随着我国野生虎数量的逐步复苏，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东部林区都有过发生人虎冲突的报道，频次相较过去也出现了明显增加[2]。其中最受公众关注的，就是去年四月那只突然闯入黑龙江省密山市的野生东北虎，经报请国家林草局确定名称为“完达山一号”。

当时在村庄隐藏起来的"完达山一号"（图源：央视新闻）

当时它连逛了好几个村庄，在村外的稻田中，还将一位农妇扑倒抓伤，之后还袭击了一辆汽车，将车玻璃一掌拍碎，车门也被扑了个大坑，后来又拍碎了一户人家的窗户，咬坏了另一辆汽车的轮胎。

在被成功救助后，经隔离观察20多天确认各项体征正常后，“完达山一号”于5月18日上午在穆棱市东兴林场被成功放归自然，这也是我国首次成功救护并放归野生东北虎的案例。

“完达山一号”，是我国首次成功救护并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图源：新华社）

专家们在它的脖颈上装了监控项圈，以便追踪监测它在野外的健康状况、活动规律、遗传信息、生存能力等，并尽可能地确保“放虎归山”后人和老虎的安全，做好后续跟踪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准备。

无独有偶，这种情况早已不属个例，更不局限于虎。像是非洲的狮子、大洋洲的野狗、北美洲的灰熊与狼……它们捕食家畜或者伤人毁物的事件屡见报端，如何处理保护野生动物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之间的矛盾是当代我们面临的一大棘手问题。

中文版报告封面，点击“阅读原文”可下载完整报告

去年七月，WWF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发布报告《共享的未来 —— 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必要性》，就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复杂性、可持续管理和减少冲突方法、以及如何与野生动物共存进行了深入探讨。报告中文版已于今日发布，点击“阅读原文”可获取完整报告。

由来已久的人与野生动物冲突

所谓人与野生动物冲突(human-wildlife conflict)，是指发生在人和野生动物之间，对双方都造成消极的影响，如恐惧、受伤、死亡和财产或生计损失的事件。

常见的形式包括有牲畜损失和作物破坏、野生动物攻击人类造成的伤亡、报复性杀害野生动物等。冲突带来的隐性伤害包括受伤、生理和心理健康受损、失去生计和食物保障、增加的债务或加剧贫困，以及作物产量的损失等。

印度南部以种植茶叶、咖啡等为生的人们因与大象冲突而感到恐惧和无助

© Ananda Kumar / Natur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由此来看，人类在过去数万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与野生动物冲突与共存的关系中。与之搏斗或逃跑等反应是早期人类生活的日常组成部分，他们生活在持续的警觉状态以避免野生动物侵袭。

从公元前13000年人类开始栽培植物[3]、公元前8000年有意饲养动物作为食物[4]时，这类冲突就已升级了。为了避免作物与牲畜的损失以及保护人身安全，世界各地的社区都试图尽量减少与野生动物的接触。

© Ola Jennersten/WWF-Sweden

但随着世界人口持续增加和经济飞速发展，人类活动规模不断扩张，自然生境持续萎缩，人类与野生动物在生存空间和食物上的冲突日益尖锐，甚至导致一些大型哺乳动物在局部地区消失甚至完全灭绝，比如印度尼西亚的巴厘虎和爪哇虎[5]、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袋狼[6]。

如今，对空间日益增长的需求引发了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进一步加剧了负面性的相互作用。这对于那些生活在保护区边界、与野外环境距离很近的居民们来说更甚，就连人与海洋生物的冲突也呈递增趋势，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7,8]。

亚马逊河豚(Inia geoffrensis)会破坏人工渔网并以鱼为食，给渔民造成经济损失；

反过来渔民为了报复而杀死河豚，这给亚马逊河豚带来了更大的生存压力。

© WWF-Brazil / Adriano Gambarini

随着空间与资源竞争愈演愈烈，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影响已不仅仅是对人类安全以及各种陆地和海洋物种的生存构成威胁，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也会因此遭受负面影响乃至永久损伤，并进一步影响当地居民们的粮食安全、生计和福祉。那些贫困和缺乏替代收入来源的边缘化社区就更加严重了。

这种冲突还会引发不同的社会反应，导致人们或群体之间出现分歧。例如，当发生冲突的是受威胁物种并受到法律保护，不同角色（如农民、当地居民、旅游业者、商人、保育机构）的意见和认知会有差别。且可能进一步导致激烈的争论、破坏性行为，这反而更不利于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所需要的协作氛围。

在WWF西班牙的LIFE项目支持下，当地牧羊人已经逐渐掌握了

与伊比利亚狼(Canis lupus signatus)共存的方法

© Ofelia DE PABLO y Javier ZURITA

与此同时，仍在全球大规模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被认为是一种很可能源于野生动物然后传播给人类的人畜共患疾病，这也可被视为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一种具体表现[9]。这场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让我们重新审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关系与接触方式，以确保彼此在未来安全共存。

是什么驱动了人与野生动物冲突

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源于各种生态和人为驱动因素，这些驱动因素对人类和野生动物共享空间的景观施加压力。生态驱动因素包括季节变化、自然灾害、动物的生命周期及其运动模式等[10]。

人为驱动因素，例如栖息地丧失、土地利用的变化、牲畜管理、农业活动的扩张、气候变化、资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等，都增加了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发生的可能性[11]。就连传统习俗、认知态度和文化信仰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冲突发生的可能性，相较更加难以预测。

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分级图

不同驱动因素都可能会产生多重压力，进而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每种负面影响都源于驱动因素之间复杂的交互程度，因此我们很难独立地看待单一驱动因素的影响。

➜ 案例一：毁林助推了斯里兰卡的人象冲突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斯里兰卡有近一半的国土被森林覆盖，但到2019年，全国森林覆盖率已降至约21%[12]。栖息地的不断萎缩和破碎化、人类活动和道路建设的持续增长，导致生活在这个岛国上的野生动物们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

在斯里兰卡拍摄到的锡兰象(Elephas maximus maximus) © Christina Mullin

当大象从一片林地穿越到另一片林地，或在它们日益萎缩的自然栖息地吃庄稼时，与人类的冲突就会发生。2010～2019年间，人们记录到的冲突次数不断增加[13]，越来越多的人和大象因此失去生命。

尽管毁林和土地转化不是导致人象冲突唯一原因，但也是其中一大驱动因素。

➜ 案例二：气候变化导致人与北极熊冲突加剧

北极熊和生活在北极圈的土著居民已经共同生活了数千年，但随着全球变暖，北极升温的速度达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多，这对海冰的范围和季节性持续时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剩余的海冰变得更薄、更早融化、更晚重新冻结[14]，因此北极土著可以进行规模更大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开采、跨北极航运以及旅游业等娱乐活动。与此同时，栖息地的丧失迫使北极熊上陆，意味着它们更接近人类[15]。

© Ivan Mizin / WWF-Russia

在陆地上，北极部分地区的北极熊正通过陆地食源去补充它们所需的能量，包括鸟蛋[16]。同时，它们也越来越习惯于将垃圾填埋场中的食物垃圾、为人类和家畜食用而储存的食品等作为食物来源。

另一方面，北极部分地区的北极熊得益于保育工作成效，它们的数量已出现增长[17]，但海冰栖息地仍在缩减。加拿大的一些原住民社区也观察到它们行为的变化：一些北极熊已经变得不那么害怕人了，并且更有可能与他们进行近距离的危险互动。

当地居民与北极熊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丘吉尔的垃圾场相遇，该垃圾场已于2005年关闭

© naturepl.com / Jenny E. Ross / WWF

多种因素导致北极熊与人类的近距离接触愈加频繁，这迫使社区居民们改变原有生活习惯并采取安全预防措施，以便在北极熊试图侵入食物储存设施、垃圾填埋场时候能够及时发出警示。

从冲突到共存，如何应对？

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是动态的。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完全停止此类冲突，但若谨慎规划并加强多元化协作的方法，是可以减少冲突从而实现共存的。

我们需要将当地发展和保育计划、人们生活需求、社会动态或热点、部门（例如农业、商品和采矿）计划、冲突驱动因素和当地社会文化背景都考虑在内，并确保当地社区能够从中受益，令与野生动物共处的价值收益超过其成本投入。

© WWF / 吉林黄泥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比如在2020年，WWF在黑龙江大佳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退耕地生态修复技术改善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项目，利用蜜源植物对退耕还湿地进行生态修复，发展当地社区可替代生计减缓人兽冲突问题。

从整体来看，一个理想的项目设计应纳入所有六大冲突管理要素，具体包括防止冲突事件发生的预防措施、减轻事件发生后的影响、对事件及时做出回应、研究该地区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驱动因素、差异性以及具体的背景情况、保持长期监测以评估事件进展、并支持当地完善对缓解人兽冲突的政策与法规。

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管理的六大要素

为有效管理并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WWF引入了全球首个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管理框架：SAFE体系。通过评估冲突现状及其趋势，与利益相关方（政府行政部门、林场社区居民、林业工人、巡护员和林场公安等）一起对地区存在的冲突做出综合性快速评估。评估结果将用于构建安全基准，并以此为据，制定该地区安全战略行动方案。

2018年，WWF在吉林省珲春市开展了SAFE人与野生动物冲突评估和管理体系工作坊。WWF老虎生存计划(TAI)的专家们为来自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16个林业局的40多位管理人员以及巡护员们介绍了SAFE体系，还分享了不丹、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经验，并组织各林业局模拟了SAFE快速评估的过程。

SAFE体系标识

2019～2021年， WWF与合作伙伴在吉林黄泥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大佳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SAFE试点项目工作，通过利用SAFE工具进行快速评估，帮助合作伙伴建立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快速响应小组，减缓冲突带来的影响。

了解当地居民们面临与野生动物冲突具体情况的调研现场

© WWF / 吉林黄泥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鉴于人与野生动物冲突背后的因素多样且复杂，要在现阶段条件下预防所有冲突事件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当冲突已经无法避免时，补偿能缓解野生动物给当地居民带来的经济损失，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人与野生动物对立，避免对肇事野生动物的报复性猎杀[18]。

在我国，198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第十四条规定首次明确了补偿机制。随后自2010年以来，云南、青海、四川、浙江、湖南等省陆续在一些市县引入商业保险机制，探索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新途径，而多家保险公司参与了多地“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的试点。

2020年12月，WWF参加了"关于野生动物造成损失补偿保险项目"座谈会

©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在2018年10月26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第十九条明确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推动保险机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业务”，为商业保险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提供了法律依据[18]。

在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君山区，WWF与合作伙伴中国人寿保险曾进行过野生动物损害社会责任保险试点，尝试以商业保险的模式来替代传统的政府赔偿。

2021年，WWF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曲麻莱地区开展人与野生动物冲突试点示范项目，通过编制《三江源国家公园防熊手册》来指导社区居民防护野生动物肇事，贡献于人兽冲突缓解机制的目标。

被棕熊破坏的曲麻莱龙麻村牧民家现场 © 三江源国家公园

在曲麻莱龙麻村牧民家旁边挖坑的棕熊 © 三江源国家公园

同时，也对试点社区开展了生物多样性监测培训工作，普及社区居民生态保护意识，提高对野生动物肇事的容忍度。

WWF期待更多的合作伙伴可以参与支持野生动物损害保险试点，搭建政府赔偿与商业保险合作的桥梁，简化赔偿流程，助力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和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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